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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

晚明公安派及其现代回响(精)

作者：周质平著康凌译

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时间：2021-06-01

开本：其他页数：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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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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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公安派及其现代回响(精) 版权信息

ISBN：9787101140804
条形码：9787101140804 ; 978-7-101-14080-4
装帧：一般胶版纸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所属分类：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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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

晚明公安派及其现代回响(精) 本书特色

袁宏道其人袁宏道是个矛盾的人。他经常表达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但又不愿为之涉险。他为文鲜少涉及峻岭荒山，但视人造园林或者瓶中插花为“味赏之乐”。他“饮不能一蕉叶”，但对与酒相关的礼仪程式、器皿物什、鉴酒方法等如数家珍。他对政治曾发出“痛民心似病，感事泪成诗”的愤懑之声，但从未试图将这种批评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他为官主政会时时抱怨官场的腐败与身处其中的疲惫，但真的去职离任，隐居田园后，又觉得“盘桓未久，厌离已生”，想要重新出山了。袁宏道是个真诚的人。他不否认自己对享乐生活的追求，也不满足于美景佳人。他不惜取笑自己，也敢于拿朋友取乐。他承认自己的投机，承认自己的糊涂，也承认自己的不负责任与消极。他诚实解剖自己的内心并勇敢表达，他的文字让世人感知到的是一幅他忠于生活的自画像，字里行间还通透着一种独特的幽默感。敢于公开表达自我内心的矛盾，敢于自我分析、自我嘲讽，这种真诚以平直清新的文字表达出来，使他成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晚明公安派领导者。现代回响源自晚明公安派的自我表现的这种趋势，如同一股潜流穿过清代古典主义的荒漠，在20世纪初的现代喷涌而出。晚明性灵小品的文学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时对袁宏道的评价呈现出分裂的样貌——瓶花与匕首。以周作人、林语堂等为代表的闲适派，强调袁宏道闲适风雅、悠游意趣的一面，想把他刻画成一束瓶花，一个高雅的案头清供；以阿英、鲁迅等为代表的忧时派则试图凸显袁宏道激扬政治、关心世道的一面，时不时地在瓶花后面暗藏着几把匕首。对立的双方似乎都能在袁宏道那里找到充分的证据。但在本书作者周质平先生看来，双方皆是以袁氏为工具，来提倡或诋毁某种文学理论，是一种被过分拔高了的评价；强调要以允执厥中的态度，将袁宏道与公安派放回历史语境中去分析。

晚明公安派及其现代回响(精) 内容简介

《袁宏道与公安派》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88年，并被列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系列，颇受好评。本书把晚明的一个文学流派——公安派嵌入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大背景中来书写和评价，不仅梳理了这个文学流派的产生背景及思想环境，更难得的是，作者也观照了此文学流派对后世文学及文化的影响，可成一家之说。这种开阔的大视野是学术研究中很难能可贵的，也是本书优选的亮点。其次，本书对公安派的研究具体而生动。他把公安派袁宏道及其两位兄弟的文学理论置于焦点，并特别指出了三人之间的理论差别。同时，借由对袁宏道诗文的系统批判性分析，凸显其个性、才情与幽默。剖析深入，文笔生动，具有可读性。本次出版中文版，作者对书稿做了部分修订，增加为英文原版所无的三个新的章节：《袁宏道的生平》、《论袁宏道的个性、行操及思想》、和《公安派文学批评的现代意义：胡适与袁宏道文学理论的比较》，使得其论述更为翔实、完整，并乐于为中文版做序。

晚明公安派及其现代回响(精) 目录

袁宏道

**章仕隐之间的徘徊——袁宏道的生平

从令吴到辞官，到客居真州，袁宏道的人生观、文学理论，乃至于他对政治的看法，都在这三年中发展并定型了。

第二章瓶花与匕首——袁宏道的个性、行操及思想

“闲适派”想把袁宏道刻画成一束瓶花，一个高雅的案头清供；而“忧时派”则时时不忘在瓶花的后面，暗藏着几把匕首。

第三章是真情直语还是“亡国之音”——袁宏道的诗

作为一位开明的、注重个人表现的诗人，袁宏道的诗以其平直清新打动人心。到了清代，他的诗却被视为“亡国之音”，预示了明代的陵夷。

第四章闲适小品与名士风流——袁宏道的文章及其再发现

在林语堂、周作人等赞赏者的笔下，袁宏道常常被描述成一位名士：沉浸于文学与艺术，鄙弃陈言故套和社会规范，对政治抱有深重的厌恶。

公安派与晚明思想

第五章 “诗本乎情”——公安派兴起之前的文学界

晚明文评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争论道，文学的作用不过是人类情感的展现。文学应当为道德与功利服务的观念，不再是这一时期的主导观念。

第六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三袁”的文学理论

直到“三袁”兴起之后，自我表现，连同一种个体的声音，才成为晚明文学界的一个趋向。

晚明诗文的现代回响

第七章公安派的遗绪

在过去的四个世纪，源自公安派的自我表现的趋势从未停止。这股潜流穿过清代古典主义的荒漠，在20世纪初喷涌而出。

第八章现代文学的晚明泉源——胡适与袁宏道文学理论的比较

16世纪以来，语、文合流不但是中国文学发展之大势，也是一部分文评家的愿望。白话小说之兴起，正是语、文合流的*佳证明。

第九章个人表现与文白互通——林语堂对小品文的提倡

林语堂拈出“性灵”二字，来提倡写幽默趣味的小品文。他提倡的“语录体”或“白话的文言”，减少了文言与白话的断层，加深了白话文的历史纵深和与文言的联系。

第十章晚明小说中的情色与贞淫

“少男少女，情色相当”是明人小说中常见的一句话，这是何等的通达，又是何等的写实！

附录

一袁宏道年表

二袁宏道的著作

三晚近对三袁及公安派之研究——序论与书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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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公安派及其现代回响(精) 节选

令吴二年与短暂的休闲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袁宏道二十七岁，释褐除命吴县知县，第二年十二月到任。吴县旧名姑苏，在当时已经是一个文物鼎盛、人文荟萃的所在，袁宏道在这个名县，当了两年县令。袁宏道治事精敏，令吴期间，政声极佳，《明史》本传说他：“听断敏决，公庭鲜事。”袁中道在报兄袁宗道的信中提到：“中郎官声甚美，吴中皆云数百年无此令。”又在《江进之传》中说：　中郎治吴严明，令行禁止，摘发如神，狱讼到手即判。吴中呼为“升米公事”。县前酒家皆他徙，征租不督而至，亦不自发封。私牍没尘土内数寸，不启。无事闭门读书。袁宗道在《寄三弟》信中，有一段类似的记载，可以作为袁宏道治吴县政绩的参考：“前讯之吴中人，云此令近年未有，唯饮吴中一口水耳，又闻其发摘如神，衙门宿蠹为之一清，其人非习以为谀者，且众口一词，方为之喜。”袁中道论袁宏道的治绩，当然不免隐恶扬善，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袁宏道有经济之才也是事实，令吴期间，他不仅革除许多税制弊端，还除了几个恶吏，使地方风气大有改善，颇得吴民爱戴。当时的宰相申时行（1535—1614）曾说：“二百年来无此令矣。”袁宏道后以归养庶祖母詹氏为由，请辞吴令，据袁宗道记载，吴民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千百人皆聚神庙中，愿各捐十年之寿，延詹姑一日，以留仁父母。醮事忏仪，所在佛宫道院，无不然者”。这自然是夸张之词，但是袁宏道绝不是一个鱼肉良民的贪官污吏，这一事实殆可无疑。明末吏胥之权往往犹高于官，从外地来的地方官经常受制于当地的旧势力。袁宏道出身于贫穷落后的公安，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出长繁巨富庶的吴县，既无实际的从政经验，又缺乏强固的背景，其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袁宏道虽然政声很好，心情却极为抑郁。他的牢骚与不满，在《锦帆集》的尺牍中真是触目皆是。在给丘坦（字长孺）的信中，袁宏道很生动地描绘了县令的丑态：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官场之中，奴颜婢膝之苦，固然令疏放不羁的袁宏道“无复人理”，而有“七尺之躯，疲于奔命；十围之腰，绵于弱柳”之叹。但真正令他无法忍受的，还是当时吏治太坏，宦官专权；做县令的虽然战战兢兢，依旧是动辄得咎。宏道在《送榆次令张元汉考绩序》中，论为令之难，是研究晚明制度史绝好的材料：今时外吏之难，至县令极矣！县令之责甚重而权甚轻。责重，则一邑之一供、一赋、一饥、一寒，皆倚办于我；而权轻，则时有掣肘之患。民不尽良也，而上之人偏重在民，则民日益骄。为县令者，日降心抑志以事百姓，如严家之保母，栗栗然抱易啼之婴，若之何能罚必而令行也？……又今时讻而立当上者，多中官矿使，其所诛求，能必行于民；而其论奏，能必行于吏。逢其喜，则人疑其品；逢其怒，则又有不可言者。有关中官矿使荼毒天下之记载可参阅：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卷六《陈增之死》，张廷玉等编《明史》卷三百五《宦官二·陈增传》、卷二百三十七《吴宗尧传》《华钰传》。这篇序文写于万历二十七年，是袁宏道从政的经验谈，也是明末县令处境*直接的说明，矿税大兴于万历二十四年，正在袁宏道请辞吴令之后。他虽然避过了这项苛政，但官场的倾轧极烈，法纪亦坏。袁宏道慨言道：“虽张释之复生，当不知何以处此矣。”在这种情形下，袁宏道渐萌辞官之意。万历二十四年三月，他以归养庶祖母詹氏为由，**次提出乞归的辞呈。辞呈凡三上，皆未获准。在《乞归不得》五律中有“不放陶潜去，空陈李密情。……竹影交愁字，莺啼作怨声”之句，可以想见袁宏道当时的心境。同年八月，袁宏道患疟疾，一病五月，不得视事。他在给朱一龙（字虞言）的信中说：“官不去，病必不痊”，因此，更坚定了求去之心。当地父老虽多次挽留，终是无效。袁宏道形容去志如“离弓之箭，入海之水，出岭之云，落地之雪”。后又连续以重病为由，上了四次辞呈，终于在万历二十五年二月获准。吴令首尾三载，实际不足两年。对**次接触政治的袁宏道来说，这是一次痛苦的觉醒，少年时期所仰羡的对象，等到自己亲身接触之后，发觉竟是如此丑恶、乏味！辞官后，他又经过吴县，有这样一首诗：　少年作客时，浸浸慕若长。千旄络长衢，一呵已神往。前者为吴令，始复羡游客。觉彼白衫宽，恨我腰带窄。今日过吴下，客来官已了。从头细忖量，客比官较好。 …… 作这首诗的时候，他已经跳出官场，由当事人变成旁观者。“客比官较好”就是他的结论。令吴两年，袁宏道虽然有许多愤懑与牢骚，也并非全无乐趣，他在给舅父龚仲敏的信里，说明了这种苦乐兼有的滋味：　甥尝谓吴令苦乐皆异人，何也？过客如猬，士宦若鳞，是非如影。其他钱谷案牍无论，即此三苦，谁复能堪之？若夫山川之秀丽、人物之色泽、歌喉之婉转、海错之珍异、百巧之川凑、高士之云集，虽京都亦难之，今吴已饶之矣，洋洋乎固大国之风哉！苏州自古是名都，文物盛而人才众。*令袁宏道动心的是苏州的山水。他是有山水癖的，两年间游览了不少地方，仅虎丘就去了六次袁宏道在游记《虎丘》中说：“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其他如上方、天池、灵岩、光福、阳山、横山、西洞庭、东洞庭、锦帆泾、姑苏台等名胜古迹，都是他游览、凭吊的好去处。这几篇游记作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到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台北远东本之《袁中郎全集》将原来别集的体制打散，不容易看出写作时间。这种乐趣，对一个俗务繁冗的县令来说，似乎特别可贵，他在游东洞庭的时候很得意地说：“余以簿书钱谷之人，乍抛牛马，暂友麋鹿，乐何可言。徘徊顾视，乃益自雄，真不愧作五湖长矣。”《锦帆集》中的游记，就记录了袁宏道令吴时期的游踪。山水之乐而外，朋友之间的切磋也是快事。这时经常聚首的朋友有：江盈科（字进之，1553—1605）、王稚登（字百谷，1535—1612）、丘坦、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1562—1609）等人，除了饮酒赋诗，他们也批评当时的诗文，进而提出新的文学理论。这期间，袁宏道与江盈科的交往*为密切，他在为江盈科写的《〈雪涛阁集〉序》中说：“余与进之游吴以来，每会必以诗文相励，务矫今代蹈袭之风。”公安派诗文之所以能脍炙人口，造成风气，未尝不与吴县人文鼎盛有关。袁宏道在《叙姜陆二公同适稿》中说：“苏郡文物，甲于一时。至弘、正间，才艺代出，斌斌称极盛，词林当天下之五。”唯有在这样的环境里，袁宏道才有机会与当时文人作广泛的接触、深入的观察、实际的体验；所以，他才能切中时弊地提出较新的文学理论。这又何尝不是袁宏道令吴的收获之一呢。令吴二载，袁宏道接触了实际的政治、复杂的社会，这在他的生命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吴令的工作，使他体验到了生活的困苦、政治的黑暗、人情的虚伪；这番历练固然使他成熟，但也消磨了他不少豪情壮志，而增添了几分不该有的老迈和消沉。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袁宏道请辞吴令获准。在《得罢官报》七律中，有“病里望归如望赦，客中闻去似闻升”的句子，写他如获大赦的心情。袁宏道毫无留恋地离开吴县，却并没有回公安去省视老病的庶祖母詹氏，而是往东南游历去了。二月十四日到西湖袁宏道在《初至西湖记》中说：“余游西湖始此，时万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这时正是早春，江南的风景极其秀美。袁宏道病体初复，抛却吴令的烦倦，又恢复了早年疏放不羁的名士生活，尽情陶醉在山水烟岚之间。“官与病皆去，无家也破颜”，这是他当时无官一身轻的愉快心境。回顾当日令吴苦况，他作诗道：“宁作西湖奴，不作吴宫主。死亦当埋兹，粉香渍丘土。”袁宏道游记中，以记西湖的文章*多，西湖的景色是他所深爱的。这次东南之游，历时三月，游踪大抵不出江、浙两省。这次游历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袁宏道在旅中与陶望龄等互相讨论诗文，得到许多新的印证与鼓励，更增强了他对自己的新文学理论的信心。袁宏道性格近狂，陶望龄近狷，琢磨切磋，互有取益。袁中道在《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中说：“先生与石篑诸公商证，日益玄奥。先生之资近狂，故以承当胜；石篑之资近狷，故以严密胜。两人递相取益，而间发为诗文，俱从灵源中溢出，别开手眼，了不与世匠相似。”袁宏道又在偶然中，发现徐渭（字文长，1521—1593）的文集，大为倾倒，叹为“我朝**诗人”，他自以为这是东南之游中*有价值的事。在东南的奇山秀水之间漫游三个月以后，袁宏道携眷在真州（今江苏仪征）暂住下来。真州虽不大，却很繁荣，风景也极可爱。宏道在这个小城里过了一段堪称悠闲的日子，他在给江盈科的信中说：　弟暂栖真州城中，房子宽阔可住。弟平生好楼居，今所居房，有楼三间，高爽而净，东西南北风皆可至，亦快事也。又得季宣（即李柷）为友，江上柳下，时时纳凉赋诗，享人世不肯享之福，说人间不肯说之话，事他人不屑为之事。……天盖见弟两年吃苦已甚，故用此相偿，不然，何故暴得清福如此哉？袁宏道在这时，的确享了一阵清福：读书、作诗、参禅是他的日课，暇时则游泛、下棋，真是无拘无束、任性所之了。从表面上看来，此时宏道似乎安闲而愉快。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作深层的探讨：三十岁的袁宏道，在这段休闲的日子里，有着相当的矛盾与彷徨。试想，像他这样一个才气纵横、敏于吏事的人，竟在三十岁的壮龄赋闲下来，这毕竟是不能令人称心满意的。他在与陶望龄等作东南之游后，曾写信给袁宗道，畅谈旅游之乐，然而在信中，却又语重心长地加了一句“但恐折尽后来官禄耳”。西湖之美、山水之乐，终究还是抹不掉时时萦怀的“官禄”。在寄孙成泰（字心易）的信中，袁宏道说：“弟前路未知向何处去，唯知出路由路而已。”这几句充分地体现了他内心的彷徨。袁宏道在赠江盈科的诗中有“霸气吴宫尽”的句子，这大概很近实情。即使经过这段日子的怡养休闲，袁宏道始终不再有入仕前的豪放之情。他在寄桑学夔的信中，有一段很悲观的话：　弟如经霜之叶、入春之冰，壮心消耗已尽，独留此区区皮骨，了却前生爻槌衲衣债耳。猢狲入果园，岂有出理？后期那复可知，言之魂销。一个体弱又富于感情的年轻诗人，闲散在一个江南的小城，前途茫茫，袁宏道有着深沉的悲哀和怅惘。这时袁宏道的经济情况，似乎也不容他再这样不事生产地过下去了，《丁酉十二月初六初度》诗中，有“算马与人三十口，卖奴及宅五千钱”的句子，可以想见他负担很重，光景甚窘。当官不愿，退隐不能，他在答朱一龙的信中，很坦白地说出了这个矛盾：　仆作知县，不安知县分，至郁而疾，疾而去而后已。既求退，复不安分求退，放浪湖山，周流吴、越，竟岁忘归。及计穷橐尽，无策可以糊口，则又奔走风尘，求教学先生。其趋弥卑，其策弥下，不知当时厌官何意。从这封信看来，袁宏道竟有些后悔当日辞去吴令了。袁宏道从令吴到辞官，从辞官到客居真州，其间虽然只有三年，在他短暂的生命中，这却是*重要的一段时期。他的人生观、文学理论，以至于他对政治的看法，都在这三年之中发展而定型了。

晚明公安派及其现代回响(精) 作者简介

周质平，1947年生于上海，197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中文系，1974年获东海大学中文所硕士学位，1982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主要从事晚明文学与思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著有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胡适的情缘与晚境》《胡适丛论》《现代人物与思潮》《儒林新志》等；主编《胡适早年文存》《胡适未刊英文遗稿》《胡适英文文存》等。康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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