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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适与维新:19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

调适与维新:19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

作者:梁捷
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06-01
开本: 其他 页数: 151
本类榜单:经济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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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适与维新:19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 版权信息

  • ISBN:9787564234706
  • 条形码:9787564234706 ; 978-7-5642-3470-6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调适与维新:19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 内容简介

本书梳理了19世纪中国本土经济的状况以及西方经济的引入对其的影响,以及西方经济传入中国的途径、方式等,并对各引介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解析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如何与西方经济思想交互作用,以及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如何在互动式前进中实现制度的调适与优化,从而详细解析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转型的历史轨迹。本书无疑是在诸多前辈的基础上前行,同时引入了较新一些的经济学理 念,还借鉴吸收了很多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调适与维新:19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 目录

总序
前言

上编 经济学的根源
**章 中国近代经济认知框架的演变
第二章 经济学的传人

中编 经济学的选择
第三章 西方经济学的引介与评述之一
第四章 西方经济学的引介与评述之二
第五章 西方经济学的引介与评述之三

下编 经济学的变化
第六章 中国经济学的新面向
第七章 海外华侨的经济思想

附录:明清之际经济思想论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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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适与维新:19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 节选

  《调适与维新:19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  五、中西经济伦理观  根本上,陈焕章从“消费”和“生产”两方面来阐述中国经济思想。“消费”虽仅占一部,却*有中国特色,中国人对消费和生活的态度与西方截然不同,从不是单纯追求消耗财富。在中西方传统中都发生过所谓的“义利之辨”。但是这种争论在西方中世纪教会势力衰落时就走向终结,在中国则持续了两千年,背后原因正是中西方对“义”的追求不同。  陈焕章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宗教——孔教,而且比其他一切宗教更富于人道的含义,更能够教化人们的行为。中国干百年来一直处于孔教的教化之下。所以,中国人理解的“需求”就不仅有经济意味,还同时有另一重伦理意味。人类的自然欲望固然是无限的,可是孔教教化人们“知足”,教化人们“适当”,这与西方建立在追求“*大多数人的*大幸福”的功利主义相反,于是中西方对待财富的态度也就不同。  陈焕章特别对比了佛教、基督教和孔教控制人类欲望的不同方式。佛教过于超脱,但不甚可行;基督教过于严酷;只有孔教中道而行,以礼教为主要手段,同样包含了一切爱的原则,却是一步一步施行的。孔教为协调人们的欲望,包含了道德控制、社会控制、财务控制等多种手段,保证个人和社会在礼教熏染之下,变得满足与和谐。佛教和基督教的“完美世界”都无法在现世实现,可按照康有为的看法,“大同”世界是有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在现世实现的。在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之前,公羊学思想无疑是另一种极有吸引力的乌托邦思想。  在中国,人们有两种非经济的获取快乐的途径。从《仪礼》来看,**种是“乐”,即音乐,第二种是“乡饮”。  中国的“乐”与西方音乐的作用颇为不同,或者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上古将音乐作为“仪礼”的功能。陈焕章指出,孔教推崇音乐出于四个理由:**,音乐是人类精神的产物,美好的音乐应该与美好的精神相一致;第二,音乐有指导身体锻炼的价值;第三,音乐因此有社会与政治价值,可以通过演奏和聆听音乐的优劣,决定社会政治地位的高下;第四,音乐有它的经济价值。已经失传的《乐经》认为,和谐的音乐才是政治经济*终标准,它可以非常纯粹地满足人的一切需要而不违背任何道德。音乐的价值是西方经济学中几乎从未考虑过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陈焕章对“乐”的描述不无夸大之处,更多是引用《仪礼》中的理想描述,而并非严酷的现实。  另一种非经济的追求快乐的方式则是“乡饮”,是《仪礼》中所谓八礼,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中的一部分。《吕氏春秋》认为“乡饮”是古时乡人因时而聚会,在举行射礼之前的宴饮仪式。周代时,以致仕之卿大夫为乡饮酒礼的主持人,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人。仪式严格区分尊卑长幼,升降拜答,俱有规定。《礼记·射义》中解释说:“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中国人通过这种明确长幼之序的“乡饮”仪式,能够体会到人与人共同相处的愉悦,从而达到追求快乐的目的,同时也不涉及任何经济冲突。  这些与“礼”相关的经济理论,正是《孔门理财学》或者说中国传统思想的精粹。可是由于它和功利主义完全基于不同观念,故而几乎没有被任何当时的西方学者所注意到。  而在生产领域的思想,中西的差异就要小很多.相对容易被西方学者所接受。比如说,西方经济理论一直认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包括人口、土地和资本。这一点很容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对应。但是陈焕章指出,中国的人口乃至土地都和“宗族”这样的社会组织关系有着密切联系,“婚姻”这样的制度在中国有着极丰富的含义,不能将其单独抽出而研究人口的增长。马尔萨斯的理论基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前提假设,若放在中国这个被孔教统治的宗族社会里,马尔萨斯的预测必定要落空。  ……

调适与维新:19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 作者简介

梁捷,复旦大学博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知名青年经济学者,专攻经济思想史、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等,发表经济学论文以及各类评论文章数十万字,翻译过《合作的复杂性》,《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刚左营销》等经济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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