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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感悟与文化透视

作者：税海模

出版社：巴蜀书社出版时间：2003-09-01

开本： 32开 页数：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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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感悟与文化透视版权信息

ISBN：7806595058
条形码：9787806595053 ; 978-7-80659-505-3
装帧：简裝本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所属分类：

审美感悟与文化透视目录

自序：彳亍于启蒙直言、审美感悟与文化透视之间
——我的二十年学术生涯回眸
**辑启蒙直言
文学革命性质质疑
试论“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
中国的新文学
——用现代形式表达现代思想的中国文学
关于创建郭沫若学的思考
队学术学理层面反思《反思郭沫若》
——就郭沫若研究二答自由主义
“三个代表”理论与新世纪郭沫若研究
第二辑审美感悟
文学史的审美研究
试论鲁迅小说主题思想的丰富性
愿您尝尝这颗仙桃
——《断魂枪》读后
《南行记》艺术魅力初探
“死火”意象简论
鲁迅小说：“死火”精神的象征
精妙的艺术感悟，独立的学术品格
——谈刘纳的现代文学研究
论郭沫若与王阳明的“直觉”认同
《雷雨》：可读性、文学性、真实性完美统一的典范
尘埃落定，重见光华
——宗白华“境界层深创构”理论回眸
《女神》：一卷壮丽的“宇宙诗”
郭沫若泛神论本质上是美学
从中国美学境层创构理论解读《边城》
《笑傲江湖》的三个层面及其文学定位
蓝棣之“症侯式分析”：透视生命深渊的“第三只眼”
李琼久画意画境谈
第三辑文化透视
鲁迅小说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与孔子儒学
试论郭沫若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儒道积淀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化心态
中西撞击中隆起的文化峰峦
——我的郭沫若观
郭沫若、廖平与今文经学
郭沫若家族文化性格分析
地火在聚积
——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之一
横空出世莽昆仑
——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之二
选择马克思主义给他带来人生辉煌
——就郭沫若研究回答自由主义
郭沫若人格流变简论
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选择
——兼谈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先进性
田仲济杂文补论
李琼久与巴蜀文化
评邓经武著《二十世纪巴蜀文学》
第四辑纵横眺望
鲁迅、赵树理与毛泽东
——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轮廓
21世纪中国文学展望三题
简论高校文学教育体系的拓展与改建
《道德经》别解：文明的反思和对文明弊端的疗救
——读陈晓春《“大音”的回响》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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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感悟与文化透视节选

“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打倒孔家店”的思想革命和反对旧大学的文学革命两个基本方面。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谈到文学革命的缘由时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也就是在这同一篇文章中，陈独秀还明确地宣告：“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向明清文学中的“十八妖魔”“宣战”，以期建设像欧洲的雨果、左拉、歌德、狄更斯那样的资产阶级的“写实文学”、“国民文学”和“社会文学”。很显然，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口号，它革的是封建文学的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一翼的文学革命运动在这时兴起，决不是历史的偶然。由于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本来异常缓慢。然而，在**次世界大战期间，乘帝国主义忙于战争的空隙，中国民族资本却获得了一个迅速发展的难得机会。比如以纺织业为例，1915年华商纺织厂仅重5家，到1922年已增至64家，纺绽在1915年共有544，010枚，1992年增至l，593，034枚；布机在1915年共有2，254台，1992年增至9，817台。又比如面粉业，在辛亥革命前仅有工厂37家，到1922年已增至154家，并使中国由面粉人超国变为面粉出超国。除这些而外，缫丝、造纸、印刷、火柴和运输业也都有不少发展，甚至重工业如钢铁、机器制造和修配、采煤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转引自丁守和、殷叙彝著《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第11页)。随着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必然会进一步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五四”时期的反封建和新文化运动，及其一翼的文学革命运动，就正是中国民族资本在欧战期间有了较大发展的反映；而“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就其实质乃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
这种说法可能会使一些同志难于接受，因为多年以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都已经是很臭的名词了，更何况曾持此说的胡风和冯雪峰，都被批判了多年呢!
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畴之内。如果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不仅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甚至还会混淆界限，得出与事实全然相反的结论来。这是我们分析问题，特别是分析那些在历史变革时期的问题时，尤其需要注意的。
比起社会主义来，资本主义自然反动，然而若与封建主义相比较，谁又能否认它是新的、、更为进步的社会制度呢?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因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所以我们既无须回避“五四”文学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更不必贬低“五四”新文学反映了时代要求的历史意义，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理直气壮地承认和正视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及个性解放等民主主义精神。

40年代上海的女作家张爱玲也是位较有影响的作家，她的小说集《传奇》“是一个开向沪、港都市社会，尤其是其中的‘洋场社会’的窗口”，以其独特的生活“反映着近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侧面”。她的代表作《金锁记)发表时，傅雷奔走相告，并在《万象》上用迅雨的笔名发表评论。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为张爱玲立了专章。
台静农和张爱玲的作品在生活中有自己的发现，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各有其价值。但是从政治上看，在建国前后，台静农去了台湾，张爱玲去了香港，后者的思想并趋向反动，似乎未便说他们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那么，他们的作品是不是新文学呢?
四、一些旧体诗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陈毅以及新文学倡导者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都写过不少旧体诗词，从内容上看，这些诗词无疑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佳作；但在形式上，这些作品的体裁却正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对象，并不“新”。那么，这些作品又何以归类呢?
五、一些抗战通俗作品。抗战初期，通俗文学很活跃，“几乎所有主要的旧形式，都被利用来反映抗日的内容，从小调、大鼓、皮簧、相声、快板、评书、演义，到山歌、小曲、数来宝、金钱板，以及各种地方戏曲等”，都作为“宣传抗日的应急手段”而加以利用，除少数可以称为文学作品外，大多数仅是宜传材料而已。我们知道， “在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民间文学，尽管保留着它一贯的清新、朴野的特点，但也并非与封建文化完全异质的东西。”如果我们仅仅是将民间的旧形式“生搬硬套”地“填词”，应该说是难于表现现代生活的。所以鲁迅说：“旧形式的采用，必有所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
这些抗战通俗作品无疑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但其中相当数量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并不统一，是名副其实的“旧瓶装新酒”，这些作品，似乎还不便将它们称作新文学。
上述情况表明，我们现在所通行的关于新文学的论述，虽然从宏观上为我们指出了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新文学与旧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原则区别，但在微观上却不便于进一步去解释、说明一些具体的文学现象，如果将其作为新文学的定义并一一落实到具体作品，则往往不是失之于定义过窄，就是失之于定义过宽。
郭沫若根据《新民主主义论》推导出来的关于新文学的论述，是一个经受了实践检验的正确论述，为什么又难以适用于具体作品呢?这种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个人猜测，这很可能与未从文学的角度来给新文学下定义有关系。我们知道，事物的本质属性是多方面的，在不同的科学领域，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揭示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不同的本质属性而作出不同的定义。例如，从化学的角度来看，水同其他化合物的差别在于它是由2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结合而成的。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水同其他事物的差别是无色无味的液体，在标准大气压下于0℃结冰，100℃沸腾，比重为1。
郭沫若从《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推导出来的关于新文学的定义，着眼于领导力量、革命动力、革命对象诸政治因素，并没有从文学本身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等方面加以思考。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通行的关于新文学的论述，基本上是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而不是从文学本身的角度来给新文学下的定义。正如从化学的角度给水下的定义难以完满地解释水的物理现象一样，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给新文学下的定义也难以完满地解释文学中的各种具体文学现象。
如果进一步探究，我们还可以看到，与对这一阶段文学的宏观考察相适应，郭沫若从《新民主主义论》中推导出来的关于新文学的论述，所表达的实际上是一个集合概念。许多个体有机地构成一个集合体。如“森林”、“工人阶级”，但作为集合体中的个体，却并不具有集合体的属性。所以，作为集合概念的新文学，只适用于它所反映的集合体，而不适合于该集合体内的个体。也就是说，人们说新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实际上是就这一时期文学的历史性质和所反映的社会关系而言的，并不是指的有一种特殊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文学作品。

*致命的，还是编者丁东偏见太深，无形中形成一些学术盲区，进而导致其总体编辑出现明显的失误。丁东心中先存了个“郭沫若人格有亏”的偏见，怎么看郭沫若都不顺眼，一看见诋毁、批评他的文字便两眼发亮，对不合自己观点的文章便以“歌功颂德”四个字将其价值一笔勾销。如果回过头来再次审视该书的栏目设置和选收篇目，便会发现，其实编者心中早已潜存着一些对郭沫若不愿言明的道德价值判断预设。“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丁东从既定价值判断预设出发，合之者选，不合者弃，剪裁历史以合乎成见，致使全书带有极强的贬抑性倾向，实在有损于一个“自由撰稿人”所应有的“公心”。
“暮年心路记”栏，潜蕴着该书的基本价值尺度和主要“事实依据”。在该栏中，经过编者“文不对题”的精心编排，将郭沫若“坐实”为“对权力及其持有者无条件的顶礼膜拜”者，并暗示由于他的“捧红踏黑”，造成了肖乾、沈从文建国后的半生冤屈。而“学术存疑录”栏，则将郭沫若“预设”为先秦研究的学术剽窃者、考古研究的浅薄上当者及毛泽东的曲意附合者。有了上述“铺垫”，“反思群言堂”便顺理成章地开始“群骂大合唱”：什么“文学弄臣”、“御用文人”、“文化老大”、“话语英雄”、“骗子”等谩骂词语，大量充斥其间。
这算什么“反思郭沫若”?这种基本倾向，担负得起将郭沫若作为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典型来反思的重任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