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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 版权信息
- ISBN：9787545819045
- 条形码：9787545819045 ; 978-7-5458-1904-5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近代历史爱好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局部和全部的关系。从世界史的坐标来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是极其必要的。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有诸多面向，也依赖于新史料的挖掘，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本书展望近年来抗战史研究中的各种重大理论与方法问题，精选了中国、法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的历史学者蕞新研究成果。 他山之石：21世纪以来，俄罗斯、法国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 时人日记：从蒋介石日记看国民党“六全”大会的选举纷争；蒋维乔日记中的淞沪抗战与上海民众的日常生活 史料挖掘：从美国驻华领事馆文献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美双方的抗战影像研究；平型关战斗是否被不断拔高？“何梅协定”的责任归咎于何应钦有失公允？日本对华细菌战的旧解读与新诠释；战时美国对国共冲突的研判、自处及政策转变…… ……
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 内容简介
本书的成书背景在于纪念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野下。书稿呈现了学界近年来的新成果和新方向，精选的20多位学者文章中涌现出新视角，如社会生活史，文化经济史方面研究；如从女性这一独特性别身份出发所做的研究；以及将史料档案与数据库相结合的专题研究，都打开了更多思路。全书约30万字， 它的出版，对于书写民族荣光，缅怀先烈，弘扬全民族浴血奋战的抗战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 目录
序：同盟战争视野下的中国抗日战争
《抗日战史》的前世今生
日本学界关于中日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称呼之讨论
21世纪以来俄罗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新趋势
2000年以来法国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述略
新世纪以来台湾地区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
上海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顾祝同与1937年淞沪抗战
淞沪警备司令部与“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
淞沪会战时期京沪、沪杭甬铁路的运输与财产损失
近观战争——蒋维乔日记中的抗日战争
党内竞选与派系斗争：亲历者笔下的国民党“六全”大会选举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经济危机与道德人心——基于国民党高层个人记述的观察
中国科学社在大后方
蒋介石、河北事件与“何梅协定”
拥立吴佩孚工作与日支民族会议
浅议中共平型关战斗的决策、过程及反思
抗战前国民革命军制式武器选定工作研究
抗战中国战俘的数量问题及其研究展望
旧解读与新诠释——战时报刊中的日军细菌战(1937—1945)
“圣战”话语下的七七纪念：日本国民眼中的中日战争
抗战结束前后美国制定扶蒋反共政策的国际背景
《支那事变画报》研究
从“中东路”到“九一八”：张学良处置政策的演变轨迹
试析《中国公论》的奴化宣传
“灰色地带”中的挣扎——“孤岛”与沦陷时期（1937—1945）上海文化人的行为分析
上海隔都：日军对犹太难民之管理体制
抗战时期上海物价统制与商业统制总会
抗战时期的海派书画家
“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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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 节选
“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蒋宝麟 时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暨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深入，拓宽研究视野与领域，检讨并展望近年来抗战史研究中的各种重大理论与方法问题，2017年9月2日至3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上海社科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承办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该会议由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王健研究员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江沛教授共同发起，由“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首席专家马军研究员具体筹办。该会议是继2015年4月的“民国政要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学术研讨会、2015年5月的“苏联卫国战争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之后，“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主办或承办的第三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的学术会议。 在两天的会期中，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与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与地区的50余位学者、研究生与会，共提交论文45篇，分八场讨论，各自贡献真知灼见。 **场讨论的主题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趋向与新理论”。狭义的“抗战史”属军事史范畴，但广义的“抗战时期史”则可涵盖战时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乃至性别、影像等各种宏观及微观层面。这就有赖于相关专史在理论方法上的不断推进。刘维开（台湾政治大学）的《〈抗日战史〉的前世今生》指出，《抗日战史》是1962年至1968年在台湾陆续出版的一套由军方编纂的，能够完整呈现对日抗战各个会战或重要战役的战史，他参考并运用现有关于抗日战史及国军史政相关档案及研究成果，对战史编纂的展开、《抗日战史》的编纂、出版的经过，以及后续相关抗日战史的整编、各军种的抗日战史进行研究，希望以此理解抗战历史研究中军方关于战史的研究成果，并思考如何应用这类由军方主导的战史，以此补充抗战史研究中对会战、战役研究的不足。“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是当下中国大陆学术界、教育界甚至民间热议的话题。段瑞聪（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日本学界关于中日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称呼之讨论》一文细致梳理了日本学界对抗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的不同称呼及其年代断限。他指出，日本学界至今对此问题无共识，学者们对抗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的不同称呼往往反映其政治立场，日本学界与民众对此称呼的差异也是中日两国对历史问题认识差异的一种表现。陈雁（复旦大学）长期从事女性史与性别史的研究，她的论文《为何要从性别视角研究抗战史》强调以往抗战史研究中女性的缺位，以李安导演的《色·戒》、“长筒丝袜”的研究重新思考抗战中普通妇女的生活状态。她呼吁学界： 不仅仅将妇女的历史局限于“分离的领域”——妇女史研究中一度特别强调的要写与“大写”的“他的”历史相分离的属于女性的历史，更加关注“性别研究”领域的开放性，愿意将其作为“连接点”（conjunction），作为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范畴。当今，中国抗战史已越来越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显学”。相对美国、英国与日本学界的抗战史研究，其他国家的抗战史研究往往不为大部分人所详细了解。为此，罗曼诺夫（Alexander Lomanov，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21世纪以来俄罗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新趋势》梳理了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学界关于中国抗战史的*新研究成果及新观点。他指出，俄学者多倾向从苏中关系史的角度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努力克服“欧洲中心主义”是其中一个重要特点。蒋杰（上海师范大学）有常年留学法国的经历，熟稔法国的中国史研究状况，他的论文《2000年以来法国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述略》指出，法国学界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视角独特，体现出总体史观和国际史视野，主要集中在战争暴行、抗战与城市研究、战时政治与国际关系、犹太难民问题以及历史记忆与教科书研究等领域。法国学者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在使用新方法、利用新材料方面值得关注，例如，法国历史学家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将空间与视觉的分析方法引入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此外，叶铭（南京师范大学）《新世纪以来台湾地区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详细介绍了近年来中国台湾的抗战史研究状况，指出台湾学界抗战史研究年来日趋冷清，“边缘化”已是不争之事实。他还认为，台湾学界常指责大陆学界在抗战史研究中抱有“意识形态”，但其自身研究也有许多意识形态的畛域，希望台湾方面自身亦应有检讨。 第二场讨论的主题是“淞沪抗战与上海社会”。该场6篇论文围绕“一·二八”“八一三”两场淞沪抗战以及抗战对上海社会造成的影响这一主题展开。张云（国防大学）的《上海抗战在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和特殊地位》，分10个要点，从宏观角度论述上海抗战与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江文君（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上海对抗日战争的贡献》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正在逐渐由一个远东的国际大都市向世界级大都市迈进，而日本的侵略阻断了上海近代化的进程。但是这种挫折同时也是种财富，它磨砺了上海的城市精神。抗战是上海城市精神建构的重要时期；经过抗日战火的洗礼，上海的自强不息、坚忍不拔、讲求实际但更加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日益突现。杨维真（台湾中正大学）的《顾祝同与1937年淞沪抗战》探讨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的角色与作用。作者较肯定顾祝同在淞沪会战中的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认为其表现合格。学界以往对两次淞沪抗战的研究较为重视正规军，而相对忽视上海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如“一·二八”停战后上海市保安队（保安团）。蒋宝麟（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淞沪警备司令部与“一·二八” “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梳理1932年“一·二八”事变至1937年“八一三”事变期间，淞沪警备司令部及上海市保安队（保安总团）的军事组织、人事及其参与备战、抗战的情况，并指出从《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国不能在沪驻正规军，到保安队（保安总团）的布防备战，再到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中日两国关于保安总团进退的交涉，“驻军”问题连接两次淞沪抗战的和、战两端，此为“八一三”战事起源的一个隐性缘由，体现两次淞沪抗战的延续性。岳钦韬（上海师范大学）的《淞沪会战时期京沪、沪杭甬铁路的运输与财产损失》涉及以往研究所忽略的一个问题。他指出，铁路不仅是近代中国先进的交通工具，更是抗战时期*为重要的军事运输通道。虽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作至今已整整十年，其成果也陆续问世，但铁路部门的损失问题至今没有专题著作。他*后得出结论： 1937年淞沪会战时期京沪、沪杭甬铁路的直接损失合计为56189550元，间接损失为32071600元。两次淞沪抗战是当时在上海发生之规模空前的战争，除了政治、军事、外交层面外，当地普通人的战争体验亦应得到重视。林盼（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多年以来阅读并整理、点校近代知名学者蒋维乔的日记，他利用该资料写成的《近观战争——蒋维乔日记中的抗日战争》一文，从蒋的个人视角记述两次淞沪抗战的战争场面及当时上海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变动。 第三场讨论的主题是“战时中共抗日根据地与大后方社会”。在抗战时期，由于战争及国共日伪等政权的存在，中国大致被分为大后方、敌后抗日根据地、战区、沦陷区等4种性质迥异的社会。该场讨论关注中共的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社会孙云（陕西师范大学）则关注中共*重要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他的《典范教育与新人再造——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边区二流子改造运动再认识》一文指出，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改造二流子运动方面的研究，虽著述甚多，成果显著，但研究者往往忽略或者甚少关注这一改造背后真正的理论逻辑基础和实践动因，相反更注重技术层面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鉴与分析。事实上，典范教育引导下的二流子改造运动，不仅使得“旧人”质变为新，在帮助中共解决现实生存难题和完成革命任务的同时，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基层社会的领导权。抗战时期延安边区开展的二流子改造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共为新生社会准备合格公民，在新意识形态领域成功开展的一场教化与普及的政治社会化运动。郑会欣（香港中文大学）的《党内竞选与派系斗争： 亲历者笔下的国民党“六全”大会选举》利用*新出版的时人日记，重新研究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全”大会选举问题，认为选举的纷争导致战后国民党内部更为分裂，并导致国民党*后败北的结局。严海建（南京师范大学）的《抗战后期国统区的经济危机与道德人心——基于国民党高层个人记述的观察》同样主要利用时人日记进行研究，不过他更多从基层视角展示大后方社会问题。他认为，从战争后期开始，经济上的困难已经严重影响到政治、军事与社会等各个层面，进而对道德人心亦产生深刻的影响。战时中国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战争，故物价管制的效果不佳在情理之中，出于共赴国难的号召，社会各阶层自当共同忍受经济上的艰难困苦，之所以引发人心背离，实际与社会分配不公和权势部门及个人的中饱私囊有关。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动员与控制能力的孱弱在战争持续的过程中暴露无遗，抗战后期大后方的人心由望治而至于思变,预示着战后政局变动的趋向。张剑（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中国科学社在大后方》论述了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重要的科学家团体——中国科学社的迁移情况。全面抗战爆发后，除明复图书馆、《科学》和《科学画报》编辑部、中国科学仪器图书公司等事业和机构因地处法租界而留在上海外，中国科学社南京社所、生物所及图书馆内迁重庆。在广大社员的努力下，上海社务一直坚守，内迁的生物所也一直坚持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社务也不能坚持，《科学》停刊，中国科学社宣告内迁。由此，中国科学社在大后方全力展开活动，召开年会，复刊《科学》，为“科学建国”尽心尽力。抗战胜利后，中国科学社复员回迁，生物所复员后因南京社所被日军毁坏，只得蜷曲于上海明复图书馆，*终人员星散，复而不员；《科学》、图书馆等社务也呈苟延残喘之势。好容易维持下来的所谓民族复兴的种子，就这样慢慢地消散在历史的尘埃中。李在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战时期的战区检察官——党国体制与战时体制的司法交集》延续作者之前关于国民党“司法党化”的研究。他指出，抗战爆发后，党国体制与战时体制相互交集，这一交集在司法领域的突出表现即战区检察官的出笼。与一般检察官相比，战区检察官的职权大为扩张，不只可以办理一般刑事案件，还办理侦查特种刑事案件，尤重于“锄奸肃反”。在党国体制中，党与国在诸多领域是重合的，作为国家主体代理者的检察官，在党国体制中可转换为党的代理者。在抗战时期的战时体制中，作为掌控政权的国民党试图通过充实、强化检察系统，增强抗战能力。问题是，国民党内部派系重重，控扼国民党党务系统的CC系，自然将其掌控的中统特务人员转任、渗透进入司法（检察）系统之中。他得出结论： 司法党化表面加强了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统治力，实际作用则相反，可谓事与愿违。 第四场讨论的主题是“战时政治与外交”。该场各篇论文议题的时间段既涵盖1937年全面抗战之后，也涉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鹿锡俊（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常年致力于战时中国与大国关系的研究，尤其擅长中苏关系，此次会议他报告*新的成果《对苏考量与国民政府的和战抉择——基于当事者日记的一个考察》。该文在比照官方档案的基础上，较多使用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方当事者的日记等私人文书。他认为这缘于和与战的抉择是一个高度敏感并容易遭受误解甚至非议的问题，它使当事者的真心常常难以在政府公文中表明，却又可在日记等私密记录中找到它的抒发，并因而成为官方档案的珍贵补充。他在文中指出，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初1个月中，国民政府在维持和平还是发起抗战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其后，在以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为终点的5个多月中，国民政府在接受日本和谈条件还是坚持抗战到底的问题上有对立。在这一过程中，就主和派来说，他们在对苏考量上的*大特色，是始终把苏联视为负面因素；对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主战派来说，苏联因素是一种正负交叉的混合体，不过苏联因素不是推动主战派抉择的*重要原因，关键还是日本因素。肖如平（浙江大学）的《蒋介石、河北事件与“何梅协定”》与贺江枫（南开大学）的《1935年华北危局与地方实力派的生存逻辑——以晋绥军为中心的考察》均关注1935年的“华北事变”。中外学者对华北事变有较多研究，此两篇论文均能另辟蹊径，从不同侧面丰富这一问题的认知。肖如平提出，学界有关中日河北事件交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何应钦与“何梅协定”、黄郛与华北交涉等视角，而对交涉的幕后决策者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河北事件交涉中的政策演变及其角色的分析相对较少，该文主要利用“国史馆”藏的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人的往来电函及蒋介石日记等资料，对河北事件交涉的经过进行考察，对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河北事件交涉中的态度与应对政策的演变作一分析。他认为，虽然何应钦为河北事件交涉的执行者，但其基本遵行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旨意行事，蒋汪二人在一开始都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二人才是河北事件交涉的幕后决策者，将“何梅协定”的责任归咎于何应钦是有失公允的。贺江枫考察华北事变期间以阎锡山为中心的晋绥系的生存逻辑。他认为，在当时中央政府对日交涉不力，而地方实力派又无责的情况下，各派争相与日方联络，这反过来造成华北危局更甚。此外，日本学者关智英（日本学术振兴会）的《拥立吴佩孚工作与日支民族会议》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江藤大吉的活动为中心，考察拥立吴佩孚、组织日支民族会议与《日支民族会议》中的主张。杨卫华（上海大学）的《中国对德意传教士的间谍想象与战时控制（1937—1945）》指出，抗战爆发后日本成为中国的强敌，而德意却靠近日本疏远中国*终走向宣战，七八百名在华德意传教士被频繁地想象成间谍致使通敌案频发，绝交前中国顾及德意邦交予以迁就并未采取强制措施。该文从“间谍想象背后的语境、目的和影响”、“控制政策的形成及其变化逻辑”与“控制政策的实践和落实情况”等三个角度考察这些间谍案，其结论是国民政府在对德意正式宣战前，并未对这些传教士采取强制手段。王美平（南开大学）是日本史研究学者，其《日本政府对国民革命的认知、态度与政策》一文利用日本外交文书、政党机关报、帝国议会记事录等大量日方基础史料，从对华认知角度探析“币原外交”与“田中外交”的产生原因，进而分析日本的国民革命观与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十五年侵华战争之间的深层关系。她认为，日本对近代以后中国历次重大事件认知的累积、叠加，构成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对华观基础。国民革命作为在中国民族主义普遍觉醒基础上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 作者简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10月，该所目前设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上海史五个研究室等。“现代史”研究室始终是重要的研究力量，现代史研究室原先为现代史组，后与原工人运动史研究室合并为今天的现代史研究室，该研究室主要致力于对现当代史料的编辑、整理、翻译。“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集聚新生代研究力量，开创研究思路，对中国现代史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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