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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红烛学术丛书(红烛学术丛书)

新文学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红烛学术丛书(红烛学术丛书)(老版书,有黄斑现象,品相8成新)

作者:易竹贤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6-05-01
开本: 32开 页数: 343 页
读者评分:5分7条评论
本类榜单:文学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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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红烛学术丛书(红烛学术丛书) 版权信息

  • ISBN:7307044978
  • 条形码:9787307044975 ; 978-7-307-04497-5
  • 装帧:简裝本
  • 版次:2005年4月第1版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印刷次数:1
  • 所属分类:>

新文学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红烛学术丛书(红烛学术丛书) 本书特色

鲁迅与胡适,对于新文化和新文学所起的开拓与奠基的作用,却都是巨大而且深远的,没有任何人能与之比拟或替代。本书所收的便是这些论文和著作中的少部分,除了再度表达自己对两巨星的景仰和钦敬之外,尤希望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学习与钦仰。

  在新文学的天穹中,群星璀灿,光彩奕奕。鲁迅与胡适,便是这星群中*光耀、*醒目的两颗巨星。他们两人所发的光可以说各具独异的色彩,而对于新文化和新文学所起的开拓与奠基的作用,却都是巨大而且深远的,没有任何人能与之比拟或替代。 涉足学海至今已50年,主要讲授中国新文学史方面的课程。平生景仰鲁迅先生的硬骨头精神,亦颇钦慕胡适先生的学问文章,学术研究亦多所侧重,曾为两位巨人开设过专题课,也写过学习、评价他们的论文和著作,表达自己学习的心得及景仰与钦慕之忱。本书所收的便是这些论文和著作中的少部分,除了再度表达自己对两巨星的景仰和钦敬之外,尤希望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学习与钦仰。

新文学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红烛学术丛书(红烛学术丛书) 目录

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
鲁迅与进化论、《天演论》
鲁迅世界现的转变
鲁迅的文艺思想概观
《阿Q正传》与反宗法专制的历史任务
因袭重负下的女性悲剧——鲁迅小说中三个女性形象的另一种解读
“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胡适
胡适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胡适与“西化”思潮
从胡适婚姻家庭问题看转型期的新旧文化冲突
胡适散文的特色
胡适的小说考证
从《末代皇帝》看胡适的评价问题
“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之比较研究
开拓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同路人——再论鲁迅与胡适
从鲁迅与胡适的足迹,看当代青年的人生追求
展开全部

新文学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红烛学术丛书(红烛学术丛书) 节选

"鲁迅后期,对国民性认识上的局限性逐渐被克服了,特别是对于国民性病根的分析更是非常科学而深刻了。例如,他曾经论及中国的群众落后,“彼此漠不相关”,是“因豺狼当道”,严酷的统治压迫所造成的。又如,20世纪30年代,有些人常常慨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而把国家危亡的责任推给民众。鲁迅驳斥说:

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象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

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对于人民大众的诬蔑,并明确指出,是“大小统治者”的剥削阶级本性,害怕人民大众团结,破坏人民大众的团结,以至把全中国变成了“一盘散沙”。这就和已往笼统地谈“中国人”的精神病状截然不同了,认识也准确而且深刻了。

——《新文学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红烛学术丛书(红烛学术丛书)》"
.....
"胡适毕竟是资产阶级学者,他同“五四”时代的许多先驱者一样,犯有形而上学的大毛病。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他曾主张“拼命走极端”,颂扬西洋文明,往往一切都好,过分美化;指摘东方文明,又往往一切皆坏,“百事不如人”,甚至带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这无疑是应该批评的。但我们也不应据此便指胡适为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有时使用一些过分苛酷的言辞,似乎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却往往是激愤之辞,骨子里是要提倡一种反省责己的态度,反对国人的“夸大狂”倾向。例如,他曾致信吴稚晖,说“先生对东方民族的悲观,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发“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感慨。此次绕地球兜了一个小圈子,——不曾观看印度洋、红海一带的不长进民族,——更深信一个民族的兴亡强弱决非偶然侥幸的事;回头看看咱们这个民族,实在只有低头叹气!”这是何等的民族自卑和虚无倾向!然而,胡适对民族前途还是抱有希望的,他其实并不完全同意吴稚晖的悲观论调,故又说:

然而我终不忍不作一点“好梦”。我深信有一分努力,终有一分半分效果,也许有五分十分的效果。“白吃辛苦”不算什么;我们自己看得见与看不见收获,也不算什么。

胡适的这种希望并非幻想,而是以历史眼光观察文化所得的结论。他曾指出:“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他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世界上一些幼稚的民族,根行浅薄,往往当不起环境的逼迫,往往成为环境的牺牲;至于像我们这样“向来有伟大历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决心,终还有生存自立的机会”。胡适说:“这是使我们对于前途*可乐观的。”这样的认识与态度,显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所能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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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毕竟是资产阶级学者,他同“五四”时代的许多先驱者一样,犯有形而上学的大毛病。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他曾主张“拼命走极端”,颂扬西洋文明,往往一切都好,过分美化;指摘东方文明,又往往一切皆坏,“百事不如人”,甚至带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这无疑是应该批评的。但我们也不应据此便指胡适为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有时使用一些过分苛酷的言辞,似乎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却往往是激愤之辞,骨子里是要提倡一种反省责己的态度,反对国人的“夸大狂”倾向。例如,他曾致信吴稚晖,说“先生对东方民族的悲观,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发“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感慨。此次绕地球兜了一个小圈子,——不曾观看印度洋、红海一带的不长进民族,——更深信一个民族的兴亡强弱决非偶然侥幸的事;回头看看咱们这个民族,实在只有低头叹气!”这是何等的民族自卑和虚无倾向!然而,胡适对民族前途还是抱有希望的,他其实并不完全同意吴稚晖的悲观论调,故又说:

然而我终不忍不作一点“好梦”。我深信有一分努力,终有一分半分效果,也许有五分十分的效果。“白吃辛苦”不算什么;我们自己看得见与看不见收获,也不算什么。

胡适的这种希望并非幻想,而是以历史眼光观察文化所得的结论。他曾指出:“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他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世界上一些幼稚的民族,根行浅薄,往往当不起环境的逼迫,往往成为环境的牺牲;至于像我们这样“向来有伟大历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决心,终还有生存自立的机会”。胡适说:“这是使我们对于前途*可乐观的。”这样的认识与态度,显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所能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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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谈到为什么要介绍木刻的三条理由,**条就是“因为好玩”,并写道:“说到好玩,自然好象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上的画,那岂不是更其好?”

文艺能给人美感的享受,愉悦人的精神,具有供人休息的娱乐作用。这本是文艺产生以来就客观存在着的天经地义。可是,一些道学家和某些有极左思想的革命者,在这个问题上走到一块了:都讳言文艺的娱乐性,好像一说“玩”,一说娱乐,就有些不正经,或是什么修正主义。这其实是极荒谬的。鲁迅提出,好玩与有用,休息和劳作,娱乐性和功利性,看去似乎冲突,实际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文艺“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他早年曾抨击所谓“志士”借口“破迷信”,禁止农民举行赛会的做法,说农人终岁劳作,稍得余闲,“必求一扬其精神”,因此借迎神赛会的仪式和娱乐活动“稍息心体”,而休息又正是为着“备更服劳”。到了30年代,鲁迅又抨击那些“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指出,“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而佳节、文化娱乐、文艺等,就应该发挥让人休息、高兴的作用:

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弛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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